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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保险纷纷下架，抗原阳性不给赔，怎么办？****** 编者按： 这里是民生调查局，见人所未见，调查民生之变。关注你想关注的、你没关注的，调查你想看的、未看到的。
中新网12月15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人“阳”了，保险赔付款却很难拿到。最近抗原检测新冠阳性的北京姑娘普普(化名)，正在为保险赔付一事发愁。
不只是普普，不少新冠阳性患者也遇到类似经历：原本以为已经买了新冠保险，可以安心等待赔付，如今却发现赔付环节麻烦重重。而新冠康复的人在听到“阳性一次，终身拒保”的传闻后，也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买重疾险、医疗险。
资料图：抗原检测阳性。抗原检测新冠阳性不给理赔
今年3月份，普普在某平台上购买了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的“新冠肺炎·隔离津贴版”。保障内容显示，新冠病毒确诊津贴2万元，新冠病毒住院津贴6千元，新冠集中隔离津贴2800元等。
13日晚间，普普在家里自测抗原时发现阳性，于是拨打保险电话进行沟通。“理赔员说需要医院开具的核酸证明和写明轻症、重症还是无症状的确诊证明，以及胸透、血常规等各类材料原件，都要进行邮寄。”普普告诉中新财经记者，“但我不清楚现在阳性该怎么去医院开证明，听说好多医院都不给开。”
普普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只是阳性不赔付，必须CT显示有肺部感染才能赔付”，这让她愈发担心，“今天(14日)我又给理赔员打电话，但没打通。”
有医生诊断证明也无法进行理赔
在广东生活的小琳(化名)即使拿到了医生的诊断证明，也无法进行理赔。
据小琳讲述，年初购买了国泰出行保，里面包含新冠肺炎确诊津贴。最近新冠阳性后去申请理赔，并上传了核酸、抗原阳性及医生诊断证明等材料，但却遭遇拒赔，理由是“不符合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新型确诊标准，现有材料不属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轻/普通/重型)。”
“就是必须由医生开具‘确诊新冠肺炎’字样的诊断书才属于确诊。”小琳向记者表示，“但我让医生开具时，医生明确回复我，开的诊断书都是有固定的模式和根据上级要求来写的，不能这么开，这也就形成了闭环。”
“之后我跟保险公司沟通时说，医生无法开这种证明，而且国家卫健委最新方案都称阳性为首要标准，但他们说需要结合CT、血液进一步检查符合标准才行，还让我问卫健委能不能开证明。”这让小琳直吐槽，“这么拖下去，等我病好了，他们要的证明材料我可能也无法提供了，他们也就不用赔了。”
截图自黑猫投诉。不只是普普、小琳，记者注意到，在消费者服务平台黑猫投诉上，“新冠险”相关的投诉有近两千条。银保监会发布数据显示，二季度涉及新冠疫情隔离相关保险等财产险其他保险纠纷投诉有2434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24.22%。
理赔成功者：法院起诉，庭外和解
“最近我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新冠确诊保险终于赔付了，有几百个人问我是怎么理赔成功的。”星星(化名)向记者感叹，困在赔付申请环节的人真多。
在上海生活的星星今年4月份感染了新冠，随后经历了曲折的理赔过程，“最终是去法院起诉，然后庭外和解。”
在已有成功理赔经验的星星看来，“投保人想要理赔成功，还是需要材料完备，病状符合理赔条件，如果目前不好拿到材料，可以先和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再考虑诉讼。”
不过星星也说，“现实中很难协商，很多人没有保险代理，保险公司能赖一个是一个。”
“新冠险”纷纷下架
在保险产品“大家族”里，“新冠险”算是新险种。
此前，为满足市场需求，保险公司纷纷上线新冠保险产品，凭借投保便捷和保费低廉的优势，新冠隔离保险在各大平台销量暴增，成为互联网保险市场上的“网红产品”。后来，受疫情变化、监管趋严等一系列因素驱使，新冠隔离保险产品发展进入“冷静期”。
近日，星星发现，“疫情平稳的时候全都是‘新冠险’，现在又开始全网下架。”
中新财经记者14日登录某平台，已搜索不到太平“新冠肺炎·隔离津贴版”、众安“疫情隔离津贴险”、“众安爱无忧防疫保障”等热门“新冠险”。
在支付宝平台，记者搜到“疫安心·防疫保”，但提示称“不保障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款“无忧保综合意外险”包含新冠肺炎身故，保额为25万元。
截图自支付宝平台。至于小琳提到的国泰出行保，记者注意到，目前支付宝平台上的国泰产险新的“公共交通出行保”里只包含特定传染病身故，保额为50万元。
对于近期“新冠险”纷纷下架的现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向中新财经记者表示，“主要是现在疫情防控措施放宽，‘新冠险’风险激增，保险公司‘避险’所致。”
“很多公司推出的‘新冠险’很便宜，理赔条件也很宽松，但在理赔上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位保险从业人士告诉记者，“‘新冠险’下架一方面是因为精算不合理，保险公司赔钱，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上清理了一部分。”
新冠阳性后不能再买重疾险？
最近，保险圈有传闻称，新冠阳性后无法再购买医疗健康险。据媒体报道，有保险代理人员表示，“只要核酸阳性一次，客户终身拒保”“如果得了新冠，重疾险直接拒保”，极力推荐要在“阳性”之前，配置好重疾险、医疗险等健康险。真实情况是否是这样？
“还是要分情况看，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影响不大，痊愈后符合相关条件就能购买，如果是重症，可能会有影响。”前述保险从业人士表示。
王国军也认为，新冠阳性时风险增大，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选择暂时不签单，但“阳转阴”后应该不会拒保。
14日，记者在支付宝平台上分别选了一款重疾险和一款百万医疗险，在投保过程中，并未遇到新冠阳性无法投保方面的限制。
近日，北京银保监局亦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加快设计开发价格普惠、适宜人群广泛的新冠病毒传染病相关责任险种，保障新冠病毒导致的重症、危重症和死亡风险。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向媒体表示，未来国家政策导向会要求保险覆盖更多人群。因此，即使新冠阳性患者有些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状况，随着保险的发展，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险产品可以满足其投保需求。(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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